英国截至2月的三个月失业率为4.2%

可见，民族工作法制化的进程依然路漫漫其修远。

[56]周佑勇、熊樟林：争议与理性：关于裁量基准的公开性，《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在赵宏看来，与德国行政诉讼制度中诉讼权能和审查密度形成高度的整体关联相比，我国习惯通过单项制度的分别改良，来实现行政诉讼的整体推进。

作者提出，应当鼓励行政机关制定规范内部程序的规范性文件，法院应当依法对内部行政程序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但要把握尺度，防止过分地限制行政活动的灵活性，一般不应以正当程序原则去审查内部程序。[19]杨登峰：论过程性信息的本质，《法学家》2013年第3期。而后者则站在行政管理者的角度，尽管也关注行政的合法律性，但更关注行政的合目的性，重视连续的行政过程。参见沈岿：监控者与管理者能合二为一吗？——行政法学体系转型的迷思，未刊稿宪法应该是一座岿然不动的大山，在实施中要具有我自岿然不动的品质。

由此引发的思考是：什么是宪政所要求的宪法？ 实行宪政，我们要有宪法，更为关键的是，我们所有的宪法，必须满足宪政的要求。我们不能用理论上的调和、统一去遮蔽现实中的冲突、矛盾。它是一种可即刻履行而不受资源的匮乏程度限制的义务，而一般义务则是国家可以采取渐进措施努力充分实现的义务{3}72。

那么，在国家义务层级化结构理论的支撑下，受教育权的国家给付义务体系的大体框架又如何呢？ 一、国家义务的层级化结构理论 理论界对具体权利所对应的国家义务的层级化构成的各类观点，来源于对国际国内人权标准的探究。而再结合《立法法》的规定可知，我国合宪性与合法性的审查权存在这样自上而下的分工：首先，全国人大负责改变或撤销其常委会作出或制定的不适当的决定与法律、批准的违宪或违法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2]这对概念也是国际人权公约的产物，其中最低限度的核心义务的履行，是为了确保至少使每种权利的实现达到一个最基本的水平。他说：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功能。

因而，教育行政案件也已逐渐成为一种独特的行政诉讼类型而填补了法律的漏洞。五、国家违反给付义务时受教育权的救济机制 无救济则无权利这一法该，一方面说明任何权利都可能存在被侵害的危险，另一方面也说明救济作为权利保障的必要条件是道必设的防线。

Philip Aist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Right to Food[G]// Aiston, P. K. Tomasevski. The Right to Food. Dordrecht/Utrecht: Martinus Niijhoff/SIM, 1984：172。此外，在受教育权的最低核心义务理论中，卡塔琳娜(Katarina Tomasevski)及《经社文公约》第13号一般性意见将其内容归纳为4A模式(4As Scheme)，即国家有义务使教育具备可提供性(Availability)、可获取性(Access)、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和可调适性(Adaptability).{22} 三、受教育权的国家给付义务法律规制现状 上一部分已从理论应然上分析了受教育权的国家给付义务研究现状，那么，对应在国际国内法的条文上，其国家给付义务的法律规制现状又如何呢？ 在国际上，几乎大部门公约文件对受教育权问题都有涉及。如今，该观点已获得广泛认同，并掀起了一股研究各项具体权利的保护、给付等国家义务的狂潮。实际中，随着经济发展其已从最初的学费，不断扩大到教材及其他学习用品、早午餐、校车交通、住宿、校服以及医疗等杂费。

其次，国际社会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均承认了部分具体给付义务(如最低核心义务、义务履行方式)的可诉性{3}96-98。所以，还是以国家为了使公民实际上真正能够实现其基本权利而积极创造客观条件(主要是物质方面的条件)的义务{14}来界定比较恰当。从现有成果来看，基本上都是从上述分类来类推出受教育权的国家给付义务的。此外，顾及到《经社文公约》规定权利的完整性，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方面都必须经过最为慎重的考虑，具备充分的理由并以充分利用了所有可能的资源为条件，才能采取任何倒退性的措施{4}。

通过相关的组织和人员能为受教育者提供通知、咨询、指导、疏导、评价等加强信息流通的渠道，维护安全、便捷和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所以，程序性给付不应单独作为一类，即受教育权的国家给付义务的内容只包括三个方面：物质性给付、服务性给付和制度性给付。

尽管已有学者以类型化方法为依据对这些不同的观点进行了清晰、明确的归纳[1]，但在此笔者仍主张以递进层级为基准对国家义务的内容构造理论重新进行归纳。同年秋季开学起，城市的义务教育生全部学杂费也得到了免除，并且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也提上日程，着手实行以流入地为主、公办学校为主解决机制。

然而，对于费的范围，学界存在无偿范围法定论、授课费无偿论和就学必要费用无偿论等各种见解{23}。[7]在我国，承担制度性给付义务的主要是享有立法权的机关。另一方面，必须结合《公约》的总目标——为缔约国确立充分实现所涉各种权利的明确义务——来理解这一用语。如今，校舍改造工程、校车安全、营养改善计划等纷纷实行，可以看到随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国家物质给付义务范围的不断扩大。有学者从国际人权法出发，认为国家对人权负有承认、尊重、促进与保障、保护四各方面的义务{9}。有学者曾主张，公民基本权利的受益权功能对应的是国家的给付义务。

[3]此后，经社文委员会也认同了这种分层次的表述方式，如其在对受教育权的第13号一般性意见中，认为国家对受教育权负有尊重(respect)、保护(protect)和落实(fulfill, 含便利(facilitate)和提供(provide)两个方面)的义务。那么，学界对受教育权所对应的国家给付义务内容又有哪些见解呢？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国家给付义务的分类。

对受教育权而言前三者已有专门规定，据我国《行政复议法》第6条第9项的规定，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履行保护受教育权利的法定职责也明确纳入了行政复议的范畴。因此，国家义务是确定国家权力的直接依据，公民权利是确定国家权力的根本依据{1}。

在我国《教育法》第七章中，专门规定了国家在教育投入和条件保障方面负担的义务。有的学者认为国家义务意义上的给付义务包括程序性给付(保障诉愿权、诉讼权等)、物质性给付(提供给付行政等)和资讯性给付(国家提供一定的资讯并保障人民接近媒体的平等权){19}。

另一方面是为保证公民立法参与、批评建议、监督检举等权利，对其加以立法明确。然而，国家义务仅仅流于国际法层面，还并非我国法律法规中与基本权利相对的术语，因而国内也并不存在国家义务的履行标准及其违反的追责补救规范。笔者认为，程序性给付作为一种规范时，其本身涵盖在制度性给付之内。对于公民而言，不给予国家补贴的行为可能同干涉他自由或所有权的行为一样严重{24}。

这种人员队伍优化后的效应，体现在制度性给付义务领域，则主要是指立法机关能及时立法补缺与修正矫偏。从给付之诉的起诉前提和起诉理由来看{27}，受教育权物质性和程序性的国家给付义务的不作为是合符受理给付之诉的特别受理条件的。

在国内，从《学位条例》、《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国防教育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到《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国务院关于做好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工作的通知》、《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校车安全管理条例》、《教育督导条例》等行政法规，再到《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普通高等教育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关于实施〈高等教育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教育部关于加强教育法制建设的意见》、《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暂行办法》、《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督导评估工作的意见》、《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等部门规章为主体的现行有效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法律体系，再配合《宪法》、《立法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可以说对于受教育权保障的法律框架已基本具备。其三是供，通常指不能列入前两类的给付内容，如赔偿损害等{15}。

从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受教育权的国家制度性给付并不对应着公民的请求权，而更多的是通过立法机关自行纠错、公民监督权及法律监督途径来解决，那么物质性和程序性的国家给付义务的不适当履行或不作为是否也都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29}由此可知，受教育权物质性和程序性的国家给付义务的不适当履行或不作为也是合符行政诉讼受理标准的。

所以，除了立法机关自行补漏、公民侧面监督外，对于制度性给付义务而言，合宪性和合法性审查职能的充分落实是必备之选。具体而言，逐步实现一方面是对所有国家争取充分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所面临的现实困难的一种必要性、灵活性应变。其中，对受教育权的保障内容进行专门的、较精细的规定的国际性或区域性公约文件有：《联合国宪章》第73条、《世界人权宣言》的第26条、《经社文公约》的第13条及其第13号一般性意见、《儿童权利公约》第28和29条、《取消教育歧视公约》、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人类发展指标》、《世界发展指标》和《欧洲人权公约》、《美洲人权公约》以及《非洲人权与民族权宪章》等。在实物给付领域内校舍、教学基础设施设备、教学资料器材等。

正如学者所说，选民的利益表达和实现并不仅仅停留在选举的过程之中，更为重要的是，选举过后当选的代表和政府官员是否能够真正地代表人民的利益因而，完善人大代表的选举制度、加强人大代表责任制等，小则利于公民权利保障，大则能更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法治进程。面对权利的不正常行使，私法规定事实上是处于麻痹状态的。

以公民权利的保障作为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从权为民所赋——权为民而用——还权于民——权为民所用的权力/权利逻辑链{2}可知，国家义务的履行确保了国家权力将会按着这一预设有理、有力、有度的运行。[4]然而，对其给付义务进行深入探究的则是凤毛麟角，所以，笔者对受教育权的国家给付义务进行研究则具备一定的新颖性与创造性。

{12}然而，一方面就受益权本身来说就有积极与消极之分[5]，而且另一方面，在以作为为形式的受益权功能之中，国家对基本权利免遭侵害的预防、排除、救济等保护义务{13}也是一种作为。而国家制度性给付义务一方面是为了确证基本权利，对其物质性给付义务和服务性给付义务制度化。